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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1]如果不施设现象界为客观存在，因失去了研究对象，科学便成为不可能。

而这个位，在现实条件下，是社会秩序的象征。现在我们大家经常引用孔、孟、荀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之类的话，认为那时候他们主张君臣关系应该是双向对待、互惠互利的。

他整个书里弥漫着的根本思想，就是强调道统高于政统，用常道来限制国君，使之恐惧、害怕。我们现在为了肯定和维护中国文化的价值，是按照以前历史上一直讲的那样，说三纲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之所在，还是把中国文化的发展看成一个有因有损益，即有常有变的过程呢？我个人认为，三纲是一个变，而不是常。余英时强调，宋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最强调自身主体性的一个时代。他把谭嗣同当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批评的人物，另外有一两个叫骂的，那不算。这起码是受到当时制度的限制了。

既然是天之立王，以为民也，为什么还要讲屈民而伸君呢？既然是要正君心，为什么不明着对君主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，为什么还要立一个元，讲阴阳灾异或谴告？董仲舒因言灾异，差一点儿被汉武帝杀头，后来不敢复言灾异。方朝晖：您认为董仲舒自己是有矛盾的？李存山：是的。果有言邪?其未尝有言邪?……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(《齐物论》)。

《河上公》、《淮南子》的解释进路倒是与郭店竹简《太一生水》比较接近。(45)刘笑敢：《诠释与定向——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9年，第210页。⑧张岱年：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50页。有道，有有，其数是二。

总之，王弼淡化气论而强调道，但未如庄子那样提升到与天合一的逍遥境界。他继承了庄子、王弼一脉的思路，并结合《老子》第一章，认为一、二、三是从名言的角度对道这一形式概念的具体说明。

那么，三又如何解释呢?牟宗三援引《老子》第一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的说法，认为三指的是玄。他认为，前者讲的是道，后者讲的是气。但他不认为道可以独立于万物，道的超越性只是意味着实现原理，它必须经过一、二、三的过程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。

三、论庄子、王弼的语言论解释王弼对该章的解释是借鉴庄子而来。庄子、王弼所说的生是衍生、派生(derivation)的意思。庄子对宇宙论问题的思考得益于老子，但又与老子不同。牟宗三认为庄子、王弼更偏重于主体工夫而对此作一定程度的调整。

他说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此一、二、三是对于道之分解的表象之客观地实说，实说其引生一、二、三之经过，非如庄子之重在明因名言之缠夹而引起罗嗦，故最后以归于无适为真也。三是把一、二综合起来，代表谐和，也代表法则(40)。

但老子说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三只是二的派生物，比二离道或无更远，何以能综合一、二。这比《河上公》、《淮南子》的解释在思维方式上要更接近老子，当然，在具体的解释上亦与老子有所不同。

这与他早期的观点颇为不同，他所用的本体论不是西方意义上的Ontology，而只是用来区别于汉代的宇宙生成论，说明一、二、三是表示逻辑关系的形式观念，而没有具体所指。(17)王卡：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》，第168－169页。从语言表述上来看，万物负阴而抱阳是对万物特性的描述，而不是对万物本身如何产生的说明。(34)冯友兰：《新原道：中国哲学之精神》，三联书店，2007年，第48页。因此，不能简单地用《河上公》、《淮南子》的思想来解释《老子》该章。故万物之生，吾知其主，虽有万形，冲气一焉。

(33)冯友兰同样认为，一、二、三除了上文提到的宇宙论的解释进路，如《河上公》、《淮南子》那样，也可以理解为是没有具体所指的形式符号。老子确实有阴阳的思想，如负阴而抱阳，但阴阳不等于具体存在的阴阳二气，而是两个重要的哲学范畴。

牟宗三所说的境界实是主客合一的产物，也即一与二、无与有的玄同合一。因此，带着对这一章的诸多疑问，本文首先列出一些主要的诠释代表，以便对该句诠释上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一个直观的认识。

牟宗三之所以要将三解释为玄是有他的考虑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解释下面的三生万物。天地共生万物，天施地化人长养之也。

(24)朱伯崑：《易学哲学史》(第一卷)，昆仑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74页。所以，要回到经典，除了已经为人们熟知的考证的方法与思想史的方法，我们还需注意的是不同文本，即不同思想者、注释者的问题意识之不同。(17)从河上公注可以看出，二为阴、阳，三为和、清、浊三气，具体体现为天、地、人三才。故王弼以此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解老子之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虽似未尝不可方便借用，然实于语意不合，亦即立言精神不合。

有二神混生，经天营地，孔乎莫知其所终极，滔乎莫知其所止息。(37)牟宗三：《老子道德经演讲录》，第5页。

《天文训》中亦有对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的解释：道曰规始于一，一而不生，故分而为阴阳，阴阳合和而万物生(上册，第244页)，故二可指乾坤，也可指阴阳。事实上，也并非全无关联。

唯一的不足在于对玄的解释与老子有出入的。庄子是从什么是好的世界，什么是坏的世界，也即伦理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。

河上公的问题意识则主要在养生处世上，而不在天道自然上。(42)牟宗三认为，老子的道有实的一面(有性)，有虚的一面(无性)，具有双重性。古代思想家在运用数字时往往都有其独特的考量，例如《周易》用二、四、八来表达宇宙演变的图式。万物无不负阴而向阳，回心而就日。

更准确地说，庄子对语言能否表达道是表示怀疑的，无论这道是指宇宙本源，还是指其它什么。阴阳生和、清、浊三气，分为天地人也。

或者说，万物的产生，既需要无之根据，也需要有之内容(41)。二理解为有封而无是非的世界。

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?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?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一旦这种差异性被忽略或忽视，就会出现盲目的用一种文本的观念、精神去解释另一种文本的现象，而当所解释的是更为古老的经典时，误读的可能性就更大。